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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说与规范说的分歧集中在，是以行为人的个人意思，还是以实证法这一行为人无法左右的因素作为法律行为的效力之源。

在法国，美国式的隐私权与德国式的信息自决权被称为个人资料保护权，经由宪法委员会的解释，以宪法第 66 条为依据发展出个人资料保护权。23信息自决权的全部核心在于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有选择权与决定权，涉及的是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

如果认定其为既具概括性权利属性，又具有具体基本权利的功能，那丝毫不会降低其为其他与人格利益相关的新型基本权利提供解释余地的张力。屠振宇：《宪法隐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21参见翁岳生：《资讯立法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 1987 年版，第 39 页。借鉴类似美国 Gri swol d 案中道格拉斯的晕影理论，人格利益的保护外延有足够的解释空间，而且随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实条件的变化，与人格利益所涉的边缘权利也必然有在宪法上存在的空间。1949 年至 1957 年间，10 部宪法有 8 部规定。

24当列入宪法的提议被会议否决后，乔治·梅森采取了三项行动：一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名。13林教授对宪法第 38 条作双重规范意义上解读后，又撰文倡导将宪法第 38 条前段和后段合为人格权条款，然后认为就大陆法系的人格权理论，我国宪法学便有诸多值得仿效之处。自卫权是国家防止可能来自外部的侵略而进行国防建设的权利，当国家遭到外国的武力攻击时，有权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

公民权利不可能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权利而只可能与其利益发生冲突，权利只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这种行为，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直是我们的神圣口号，而我们并没有提出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国家的安全一般是比国家的荣誉更重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全个人作出某些牺牲是应该的，但同样的牺牲如果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就令人怀疑，如为了国家的金牌牺牲运动员的健康，为了国家的面子要求与劫机者拼死搏斗，等等。

之所以应当对这一类行为进行强制，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冒犯，即不管地区、宗教派别、种族、年龄或性别如何，几乎从全国随便挑选的任何人那里都会对其有同样的反应。{15}（P96）当我们强调即使在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的情况下，即使在不损害任何他人或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也应当遵守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时，我们是在强调作为人，每一个个体所应该具有的道德感和尊严感。

至于第二点，即权利本身的道德性，则几乎被我们完全忽略了。也许在将来的社会，夏季裸体上街、通奸等行为都不再是有伤风化的行为，有些公德（但不是所有公德）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识为标准的，大多数人改变了观念，公德就发生了改变。作为王牌（trumps），权利对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多数人的意志施加限制。如果国家发生内乱，政府可能与部分公民谈判，作出让步或妥协，但这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

即使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某些权利，也只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暂时限制个人的某些权利，而不是完全取消这些个人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权利存在于平行主体之间（如国家与国家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外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非平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国家与集体关系中的集体、集体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的个人），而侵权也是发生在平行主体间的互相侵犯，以及非平行主体之间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侵犯（如国家侵犯集体或个人的权利，国家、集体侵犯个人的权利），而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则不可能侵犯其权利（如个人对国家有个人权利，国家可能侵犯个人权利，而国家对个人则没有国家权利，因此个人对国家不可能侵犯其权利）。也就是说，权利是道德原则，它本身即是目的。【注释】[1]这一条还涉及到对损害一词的理解。

一切政绩斐然的政府、贡献卓著的政治家都只能是因为为人民谋利益而获得荣誉，但他们不能因此代替人民享有权利，他们不能代替人民选择，而只能被人民选择。而在著名的手工业者案中，宪法法院首次提出所谓绝对社会利益与相对的社会利益。

每人既然事实上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种行为准绳，这是必不可少的。或许有人会说，上述列举的国家权利多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权利，事实上国家权利并不止这些，如国家还有安全权、财产权、名誉权、诉权等，这些权利可以是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而存在的，也可以是针对国内公民而存在的。

笔者认为，广义的公共利益应该包括国家的、社会的利益，狭义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指社会利益，但公共利益不应包括集体利益。集体对国家有集体权利，但国家对集体没有国家权利。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政府替百姓做主、国家包办一切、父母官、家长式统治势必有其存在的深厚土壤。集体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借助于国家利益的‘外壳也可以获得相对于个人的逻辑优越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正当性基础已经丧失。即此时的个人或少数人不得以捍卫自己权利为理由拒绝公权力为了公共利益对自己权利的合理侵犯。罗尔斯强调，每个人都享有建立于正义基础之上的不受侵犯的权利，即使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不能将其践踏。

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保有和行使这个权利所带予私人之利益（吾人可泛称之为私益），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个私益亦可能侵及公益，故两者间存有一个隐藏的紧张关系。孙文恺：《社会学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0、45、55页。

国家对内、对自己的公民，不能放弃国家的安全、财产、荣誉，这恰好是国家对全体公民的义务，是国家的职责。如果我们违背这些我们发自内心认同的基本的做人原则，我们会因此蔑视自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罪恶感，会在内心忏悔。

（二）关于社会的权利法律意义上的社会权利是不存在的，社会不是一个主体，社会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即使社会有权利也无法行使。{5}（P62—63）而个人权利与国家发生关系的时候，通常对应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利。

这样的人在人格是不成熟的，是一种尚未脱离监护人的照顾而不能独立的状态，而一旦有错误发生，他们又很容易推卸一切责任给监护人并怨声载道。{14}（P170）如果我们把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绝对化，就可能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笔者认为，强调权利背后有利益，并不是说权利就是利益。[24]我国有学者强调从各国宪法的规定看，限制基本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

利益一般是相对于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对应的主要表现为个人权利中具有明显利益成分的权利，如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等，而不是或主要不是那些明显带有自由成分的权利，如表达自由等。如为了集体的财产（牛羊、粮食、树林等）牺牲个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的，即使有人心甘情愿作出这样的牺牲，国家和社会也不应大力表彰和提倡。

当一个公民放弃用论证的方法，并按强力和欺诈行事，他就在试图用非法手段去改变道德习俗。我们不能假设社会需要或具有反对个人的有效权利，社会不需要权利。

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如国家的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他国的控制和干涉的权利，国家不独立，就要沦为他国的殖民地或附属国。

在这里，公民个人并没有行使权利，也就不存在个人侵害社会利益的问题，相反他们是被侵害的对象，这类例子只能说明公权力在一定条件下侵犯私权利具有相对合理性。范伯格教授对损害作过专门论述，他详细区分了损害与伤害、损害与冒犯、损害与非利益等概念的不同。社会没有对应物（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这个社会对应于那个社会而不是对应于个人），与社会成员对应的是社会利益，或社会权力。四、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宪法第51条要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而他应当受到惩罚是因为他做了错误的道德选择。同样，个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是仅仅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合法的利益。

与其利益冲突的主要是个人权利中具有明显利益成分的权利，如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等。我们不能只看到公民权利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的冲突，还要看到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也需要法律予以关注和解决。

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在俄罗斯，曾因朝鲜国家元首金正日到访而打乱了列车运行时刻表，有一对夫妇因此被耽搁11小时而失去了度假的好心情，他们状告国家交通部并获得了1.2万卢布的赔偿，[13]说明即使是公民的休息权，也不能以国家利益为由而随意侵犯。